70年，中国基础教育勉力前行，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初创与探索期，改革开放后进入发展期，新时代进入快车道和黄金发展期。

　　中国基础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合格人才和劳动者，为国民素质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和基础教育的基础地位，教育成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攻克“穷国办大教育”难题。形成了“公办民办并举”推进教育改革的格局。建立起一支配置不断优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教师队伍，有力支撑起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进入新时代，随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行，基础教育育人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越来越遵循教育规律，发展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对学校结构性变革提出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于美好教育生活的向往对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出新的期待;经济全球化为教育国际化和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

　　70年来，中国基础教育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而发展，历经曲折，不畏艰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书写了世人瞩目的辉煌篇章。

　　勉力前行，中国基础教育历程辉煌灿烂

　　70年，中国基础教育勉力前行，主要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础教育进入初创与探索期。这一时期，教育面临的最紧迫、最重要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权利与机会。

　　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在基础教育方面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一是接管和改造旧学校，如把外资津贴的544所中学、1133所小学收归公办;二是改革旧学制、颁布新学制，小学由6年改为5年，工农速成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与其他学校同样重要;三是大力扫除文盲，所有教育设施向工农劳动人民开门;四是改造教师思想。同时，引进苏联教育模式，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教学系统和正规的办学道路。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基础教育发展是迅速的、高效的。至1965年底，全国共扫除文盲10272.3万人。1949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仅约20%，到1965年底达85%。小学在校生1.16亿人，中学在校生1432万人，比新中国成立前小学在校生人数最多的1946年分别增长3.9倍和6.9倍。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职工555万人，较1949年前增加5倍。普通中等教育为国家培养了2000多万名毕业生和大批劳动后备力量，为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基本需要。

　　在教育指导思想上，毛泽东关于“健康第一”的意见以及1957年提出的“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对中国基础教育起到根本指导作用。刘少奇倡导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对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后，基础教育进入发展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基础教育开始规范中小学教学活动。中共中央、国务院1980年发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1983年发布《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在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指导下，重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双基”教学目标得以确立，倡导“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并开始重视非智力因素培养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等等。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9年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一系列举措，对于义务教育普及、农村和城市的教育综合改革以及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进入新世纪，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明确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要求中央和各级政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适当兼顾东部部分困难地区。

　　此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发布，国家密集出台一系列重要政策法律，打出基础教育发展战略和关键节点的政策“组合拳”。其中最关键也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实施“两基”攻坚、全面“普九”等，推动农村、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持薄弱学校，进行教育扶贫，关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成长与发展。

　　进入新时代，基础教育进入了快车道和黄金发展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国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推进全面普及，强调教育质量提升和内涵式发展，突出强调学生全面发展。加强法治化建设，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加强教学、学校管理、教师校长和评价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等，基础教育进入新征程。

　　党的十九大后，连续出台三份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文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八个方面的发展目标中，直接涉及基础教育的就有六个：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残疾儿童少年享有适合的教育以及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等，为基础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超常规”推进，中国基础教育取得跨越式发展

　　70年来，中国基础教育成就是全方位的，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合格人才和劳动者，为国民素质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和基础教育的基础地位，教育成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指出，要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教育体制改革作为战略性任务。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尽管表述不同，但是对于教育的重视是一致和一贯的。

　　自党的十四大开始，历届党代会都强调教育优先发展。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一系列教育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1978年，中国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左右。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7%。经过几届政府努力，2012年终于实现了4%以上的目标，且连续7年超过4%。

　　大量增加的教育经费，在投入结构上也在逐步优化，在“保运转、保工资、保安全”的基础上，重点保障基础教育，加强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努力做到四个倾斜：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向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倾斜，向特殊困难学生倾斜，向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倾斜。先后实施了免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村小和教学点经费保障、薄弱学校改造等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同时，通过发展学前教育两个“三年计划”、中等职业学校免费计划、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等，强化了基础教育阶段的短板，基础教育的基础地位得到了全面落实。

　　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攻克“穷国办大教育”难题。70年来，中国基础教育经历了一个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历史性转变。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政府财力紧张拮据的情况下，我们广泛发动全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基本实现了基础教育的全面普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用不到全世界5%的教育经费，支撑起占全世界20%的基础教育人口。在政府财力有所增长，对教育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以后，又及时调整政策，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投入力度，解决了许多历史欠账，逐步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中国基础教育曾受到国际援助。1979年至2003年，中国接受的官方援助总额为1072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基础教育。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的中国贷款项目重点资助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2018年学前毛入园率从1950年的0.4%提高到2018年的81.7%，小学净入学率从20%提高到99.95%，初中毛入学率从3.1%提高到100.9%，高中毛入学率从1.1%提高到88.8%。建立并管理如此庞大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国走的是一条其他国家没有走过的道路。

　　执着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保证教育科学发展。党和政府重视推进教育公平，并把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落实政府责任。新中国成立之初，向工农兵开门办学，迅速提升了教育公平水平。改革开放后，开始注重均衡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扶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并推行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进入新时代，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成为时代命题。2011年，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教育督导制度在保障基础教育公平与质量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两基”督导检查和评估验收制度、全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等，确保了“两基”目标的实现，促进义务教育质量不断提升。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已延伸至幼儿园，以确保学校办学行为规范有序。

　　形成了“公办民办并举”推进教育改革的格局。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基础教育除了少量学校由厂矿、企业、合作社等举办外，基本是清一色公办学校。改革开放后，通过推进办学体制改革，积极发展社会力量办学，实行政府为主、社会参与举办学校的机制，形成了公办民办共同推进教育改革的格局。2018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8.35万所，占全国学校总数的35.35%;各类在校学生5378.21万人，占全国的19.51%。其中，民办幼儿园16.58万所，占全国的62.16%;在园幼儿2639.78万人，占全国的56.69%。民办普通小学6179所，占全国的3.82%;在校生884.57万人，占全国的8.56%。民办初中5462所，占全国的10.51%;在校生636.30万人，占全国的13.68%。民办普通高中3216所，占全国的23.41%;在校生328.27万人，占全国的13.82%。民办中等职业学校1993所(不含技工学校)，占全国的25.39%;在校生209.70万人，占全国的17.28%。

　　70年来的民间教学改革也较活跃。如顾泠沅小组大面积提高数学教学质量的教改实验、邱学华的尝试教学实验、卢仲衡的自学辅导教学改革实验、李吉林的情境教育实验、吕敬先的小学语文能力整体发展实验、叶澜的新基础教育实验、裴娣娜的主体教育实验、朱永新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杜郎口课堂教学改革、北京十一学校课程教学改革、清华附小主题教学探索、重庆巴蜀小学课程综合化实施与评价改革等，为提升教育质量作出了贡献。

　　建立起一支配置不断优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教师队伍，有力支撑起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的关键性支撑力量。到2018年，普通小学专任教师为609.19万人，学历合格率99.97%，生师比16.97∶1;初中专任教师363.90万人，学历合格率99.86%，生师比12.79∶1;普通高中专任教师181.26万人，学历合格率98.41%，生师比13.10∶1。需要提及的是，在70年发展历程中，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为基础教育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70年发展的历程表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教育发展道路，坚持基础教育的优先发展，坚持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全国基础教育，坚持依法办基础教育，坚持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坚持基础教育的改革开放，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基础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主要经验。

　　进入新时代，中国基础教育向高质量发展进军

　　面对21世纪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国际化、个性化趋势，新时代中国基础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从内容、形式到方法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更加生动的实践。

　　随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行，育人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越来越遵循教育规律，发展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对基础教育育人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未来基础教育更要以育人为根本，构建综合育人体系，培养优秀的时代新人，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对学校结构性变革提出新的要求。我们正处在一个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时代，传统的商业模式、金融体系、生产方式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近年来，教育信息化发展步伐加快，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深入实施，“三通两平台”计划不断推进，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深入推行，等等。

　　面向未来，中国的基础教育要在教育与技术深度融合上下功夫，探索学校结构性变革，积极应对信息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挑战。

　　人民群众对于美好教育生活的向往对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出新的期待。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这一目标。

　　人民对于美好教育生活的向往与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待教育更加公平，二是期待教育更加个性化。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及《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期盼，将会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入推进、部编教材投入使用等，都将有效提升教育质量，提升教育过程公平程度。

　　教育部出台“减负令”，与其他部委联合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治理，出台家庭教育指导意见等，都将改善教育生态。

　　经济全球化为教育国际化和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国际合作交流日益广泛深入，“走出去”与“引进来”步伐不断加快。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教育国际化在承担这一使命过程中肩负重任。

　　因此，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主动地在全球配置基础教育资源，进一步培养具有中国情怀、世界眼光的国际化人才。在继续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教育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将中国的特色课程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教育。

　　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必将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民进中央副主席，本文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19年度国家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特征与经验研究”[AAA190005]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