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球数字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教育：变革 发展 治理”为主题，集中回应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全球关切。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专门部署“促进‘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表明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战略议题。

　　全球人工智能教育合作正在从技术交流走向治理协同

　　当前，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围绕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行动路径。人工智能教育已经不再只是“技术进课堂”的问题，更是涉及教育价值、能力培养、伦理治理、标准规则和制度安排的综合性问题。各国不仅要思考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提升教育效率，更要回答人工智能应当服务于怎样的教育目标，如何保护学生数据和隐私，如何避免算法偏见加剧教育不平等，如何维护教师主体性，如何培养学生面向智能时代的批判思维、创新能力和伦理意识，等等。

　　与此同时，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治理仍面临明显张力。国际组织提出了重要原则和框架，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落地实施仍需更有力的资源支撑和能力建设。部分发达国家在技术、标准和平台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但其经验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现实。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可获得、可使用、可持续的数字教育公共产品，也需要在人工智能教育规则制订中拥有更加充分的表达空间。正是在这一全球格局中，中国促进“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方案呈现系统化合作特征

　　与一些国家侧重单一项目、单一技术或单一规则不同，中国促进“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呈现出较强的系统性和组合性。它不是把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简单理解为技术输出或经验展示，而是通过平台建设、联盟运行、资源共享、标准研制和治理参与等多种方式，形成较为完整的合作体系。

　　首先，系统搭建平台机制。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数字教育与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人工智能开放联盟等机制不断完善。与传统教育国际合作主要依赖双边协议、人员交流和项目合作不同，平台化机制有助于把分散的合作资源汇聚起来，把单次活动转化为持续活动，把经验交流转化为项目协同和机制建设。

　　其次，持续供给公共产品。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教育资源和应用场景。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后，又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并推出“爱中文”学习社区、数字鲁班工坊、虚拟仿真教学资源等，为教育资源全球共享提供了重要基础。

　　再次，从资源共享走向规则共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联系越密切，越需要建构应用规范、伦理框架和标准体系。中国在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过程中，已经开始从案例分享和资源开放进一步走向伦理讨论和规则共建等阶段。能否提供兼具实践基础和价值关怀的治理方案，将直接影响各国在未来教育发展中的议程参与能力和话语贡献能力。

　　最后，差异化设计合作对象和合作路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分国别、分区域推进教育国际合作”。对于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国家，可以重点支持平台接入、资源共享和教师培训；对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突出的国家，可以结合数字鲁班工坊和虚拟仿真教学资源，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技能人才培养；对于高等教育和科研合作基础较好的国家，可以围绕教育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课程和科研范式变革开展联合研究。这种分类分域合作，有助于提升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中国方案的实践逻辑和独特价值

　　理解中国方案的独特价值，需要从制度逻辑、实践重心和价值取向等层面加以把握。

　　在制度逻辑上，中国方案体现出“统筹型治理”的特点。《行动计划》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和国家数据局五部门联合印发，表明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已超越单一部门事务，涉及教育、科技、产业、数据和治理等多个领域。在政策内容上，《行动计划》贯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素养提升、教育教学、科研创新、基础环境、发展生态、国际合作和安全保障等多个环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这种跨部门、跨层级、跨主体的统筹能力，为我国推进大规模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制度条件。

　　在实践重心上，中国方案具有鲜明的“基座建设”特征。与一些国际方案更侧重伦理原则、能力框架和政策倡议相比，中国更强调平台、资源、课程、标准、应用场景和技术支撑的系统建设。这种工程化、场景化、应用导向的思路，对于许多教育资源相对不足、数字化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具有现实吸引力。

　　在价值取向上，中国方案强调普惠公平和教育公益性。人工智能教育发展不能简单以技术先进程度、平台规模或应用数量为唯一标准，而要看它能否助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能否支持薄弱地区和弱势群体，能否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能否增强学习者面向未来的能力，能否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行动计划》强调育人为本、素养为先、应用导向、智能向善，提出促进规模教育与个性培养、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相统一，为我国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提供了清晰方向，也使中国方案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包容性。

　　尤其需要看到，中国坚持开放合作、资源共享和能力共建，有助于为全球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提供更加普惠、包容和务实的路径选择。

　　推动中国方案走深走实

　　面向未来，中国促进“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还需要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质量、增强可持续性。

　　第一，进一步提升中国教育数字化理念的国际表达能力。智能向善、人机协同、适境致善、育人为本等理念，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价值理解。要进入全球教育话语体系，还需要更加精准的跨文化转译和学术化表达，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国际社会能够理解、讨论和借鉴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产品，以形成更持久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更加重视能力建设而非单纯资源供给。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不能停留在课程开放、平台接入和案例展示层面。对于许多合作国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培养本土教师、提升教育管理者智能治理能力、支持学校开展本地化应用、帮助其形成可持续的数字教育生态。未来，可围绕教师智能素养培训、人工智能课程共建、教育技术应用指导、学习评价工具开发和教育数据治理等方面，设计更具连续性的合作项目，使合作从“提供资源”进一步走向“共同建设能力”。

　　第三，拓展更加多元的合作机制。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既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高水平科研合作，也包括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源共享和能力建设，还可以探索“南方—北方—南方”的三方合作模式，形成更加开放的合作网络。

　　第四，建立更有说服力的成效评估机制。应更加重视学习者获得感、教师能力提升、学校应用效果、教育公平改善等方面的评估，形成可验证、可追踪、可被国际同行认可的证据链。只有用扎实证据说明实际成效，才能进一步增强中国方案的国际公信力和吸引力。

　　第五，在开放合作中守住安全底线。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涉及数据、算法、平台、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必须同步加强伦理审查、风险评估、数据保护和安全治理。中国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国际合作，应坚持开放、安全、可信、可控并重，在资源共享与技术协作中同步完善风险治理机制。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教育的可能性，也正在重塑全球教育治理的议题结构。中国应继续发挥超大规模教育体系、数字教育实践和统筹型治理优势，为全球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提供更加开放、普惠、安全、可持续的方案。

　　（邓莉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赖建桥系该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