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校如何办出“大”教育——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建设观察

　　斯剑光将衣服扎在腰间，拎着一根竹竿，站在半山腰，秋风拂过他潮红的脸颊，他抖动竹竿，灵活地将野山桃打掉，下面的学生们欢呼雀跃，用衣服兜住掉下来的野果。

　　斯剑光是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斯民小学的校长，这所始建于1905年的乡村学校已历百年。

　　半晌，斯剑光带着孩子们回到学校。整所学校如同一个四合院，前后三进，三面有环廊连通，依地势逶迤起伏，将偌大的校园连成一体。回廊上的紫檀色荷花柱衬着白墙，玲珑雅致，墙上贴着学生们的书法作品，笔力稚嫩但拙朴。如今这所百年村小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强国必强乡村，教育强国只有实现乡村教育的“强”才能完整。前不久，教育部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2024年度基础教育重点工作部署会，明确指出，乡村教育是2024年基础教育四项重点工作之一，要有效应对学龄人口变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补齐办学短板，提高治理能力。乡村教育如何破解办学规模小、数量多、布局分散、质量参差不齐等难题，助力乡村教育现代化和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找方向——“村小”不是“弱小”的代名词

　　和中国许多乡村小学一样，斯民小学也经历过一段难熬的岁月。随着斯宅村适龄儿童跟随外出务工的父母逐渐离开村庄，生源日益萎缩。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学生人数逐年减少，到2020年上半年，全校学生不足60人，为创校百年来最少。当时，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对我说：‘剑光，不能坐以待毙啊！要想想办法啊！’”斯剑光说起前几年的情形，眼眶都有些红了。

　　斯民小学是乡民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这所地处深山的学校，曾经培养了一大批受过新教育洗礼的乡村少年，古植物学家斯行健、教育家斯霞、焊接专家斯重遥、历史学家斯维至、棉纺专家斯光霄……100多位教授、学者，从这里走出，加入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不能让这盏灯熄灭。”从担任校长开始，斯剑光就坚守着这项使命。

　　在适龄生源减少、教育城镇化席卷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和斯民小学一样，很多村小的命运来到了“十字路口”……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书记、副部长秦玉友调研发现，2017年，全国共有小学和教学点27万所，其中城市（城区）2.9万所，农村（镇、乡村）24.1万所。全国乡村小规模学校10.7万所，占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44.4%。乡村小规模学校占据了乡村教育将近半壁江山。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不断提高乡村小规模学校质量，激发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活力，促进乡村小规模学校协调、特色、持续、公平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面临双重困境，既存在“规模小”造成的资源使用率偏低等问题，也包括农村教育发展“水平低”所产生的教师岗位吸引力缺乏、生源素质竞争力差、教师教育努力能见度低等比较劣势，这成为了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瓶颈。

　　但随着教育强国建设的不断深入，也给乡村小规模学校带来了发展机遇。以往大家认为的劣势，正在变成优势。

　　在斯民小学，斯剑光逐渐看到学校特殊的优势以及斯宅村的丰饶资源，开始尝试建设一种新的学校教育和课程模式：整个村子和百年的历史都成为学校的资源，斯民小学的孩子可以围着笔峰书屋——一间斯氏家塾跑步；课下，老师们领着孩子们“遛村”，游赏古建筑、博物馆，夜观昆虫。学生人数变少了，课程的精细度和针对性却提高了。

　　在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当地教育部门则因地制宜，探索出一套小班化教育模式。一堂课，前半节开展互动式教学，后半节是辅导时间，教师来到学生中间，及时批改作业，随时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辅导，这种模式也解决了很多农村家长课后无力辅导的问题。如今，崇信县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全部实施小班化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少原来去城里上学的学生又回到家门口上学。

　　“和城区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班级更像为学生‘开小灶’。”湖南省湘江新区莲花镇云集村金塘小学老师易婷说，对教师来说，也能够更从容地掌握班上学生的情况，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在四川省广元市清河小学校长廖中华看来，“村小就是弱小的代名词”这一观念正逐渐被扭转。廖中华说：“小并不意味着落后、弱小，反而应该是极具优势，小学校、小班是教育教学深度变革最容易发生的场域，更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更容易实现学校的创新发展、特色发展。”

　　“城里的学校和家长想方设法让孩子亲近乡土，而乡村学校本来就生长在乡土中间。”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东说，乡村学校的资源和小班化，正是城里学校所梦想的，也是中国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方向。乡村学校要把握住这个优势，通过有机制地建设好教师队伍，有方法地开发资源，找到最适合自己学校发展的方向和突破点。

　　抓特色——村小如何打破“仿城化”倾向

　　2022年11月，成都市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全市140所学校、300多支队伍参与比拼。但在这场比赛中却爆出了大冷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学校——蒲江县五星学校赢得了1个冠军和1个亚军。

　　很多人都震惊了：五星学校在哪里？这是一所什么学校？为什么这么“牛”？

　　“以前我们都是跟在城市学校后面，总觉得村小条件差，要在各方面追赶城市学校。”五星学校校长李国刚说。

　　当然，这不仅是李国刚，很多村小也走过类似的“弯路”。秦玉友称之为村小的“仿城化”倾向，即农村教育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模仿城市，引入城镇教育思想与实践，这种“仿城化”倾向会造成乡村教育教学与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和认知基础严重脱节，不仅增加了乡村儿童课程理解的难度，而且加重了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与当地一方水土的“失联”。

　　“农村学校要从实际出发，直接模仿城里学校一定不适合。”杨东表示，农村学校要发展不要想着全面开花，而应该抓住关键点，通过一个点带动学校的全面发展。城市学校的做法不能简单模仿，需要改造成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的操作，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2016年，李国刚调任五星学校校长，当时学校还是一所九年制学校。2021年，经布局调整，五星学校变更为单设小学，在校学生也减少了一半。“初中学生搬走了，留下了宽阔的场地；农村孩子嘛，有的是体力，无论是跳高、跳远、打球都不在话下；更重要的，这些器材设备都不贵。”李国刚说，变为纯小学后，学校要找到特色发展之路，思来想去，体育最适合。

　　但具体选什么体育项目作为主攻，学校经过了好一阵推敲：无论选择什么项目，学校都不具备专业教师，也没有钱请校外专业教练。这时候，刚刚从副校长岗位退居二线的老教师范顺全站了出来，学生时代他曾入选蒲江县排球队，还参加过比赛。范顺全整合学校的体育教师和有排球爱好的教师，一个“草台班子”就搭好了。2021年初，五星学校以“排球人生”课程，开启了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

　　“我们不去搞那些花钱多的‘高大上’项目，做排球就是为了学生身体好，同时学会一项运动。”范顺全说。

　　秉持着这样的初心，排球运动在五星学校实现了全覆盖：教室门口学生的排球一排排挂得整整齐齐，大课间的排球操成了亮丽的风景线。慢慢地，建立起了校队。

　　2021年9月，组队刚半年的五星学校，就在蒲江县“爱成都·迎大运”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中一鸣惊人，男队、女队双双夺冠。这样的正向反馈，让学校师生更是铆足了劲儿。与此同时，许多其他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这才有了蒲江县乡村教育佳话的诞生。

　　“2022年的五星学校视力筛查结果显示，学生近视率比上年下降了5—6个百分点。”五星学校德育主任杜济洋说，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而与此同时，因为排球带给学生的自信，让学生学习变得更加用心和认真。

　　“乡村小规模学校要办成小而美、小而优、小而特的学校，关键在于找准并挖掘出在地化的特色，乡村小规模学校天然的优势就是乡土。”秦玉友说，村小内嵌于乡土社会，与乡村自然、社会、文化、历史、生活、劳动等紧密相连，可以将自然环境、农业劳动与文化资源等进行课程化。

　　在不同的村小，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乡土课程。

　　在斯民小学，自然是个大课堂。原本佶屈聱牙的《诗经》诗句从田野里生长出来。学校开设“诗经里的植物课”，孩子们一边诵读《诗经》，一边实践自然教育，植物拓印、自然笔记、植物标本、自然游戏等，孩子们认识了梅、桃、荠、蕨、荇菜、荷花、蒹葭、猕猴桃、板栗等植物，也让身心舒展开来。

　　在四川省广元市清河小学，曾经存在于记忆中的场景正在变成课程：堆砌在老屋角落里的石磨、布满尘埃的背架子、卧于柴垛边的背篓、乡间叮当的牛铃、回响在山间的歌谣、挂于火塘边的腊肉……学校筹建乡村博物馆，收集散落的山歌，让“离农”的学生重拾农事。

　　在秦玉友看来，在地化教学模式通过在乡村小规模学校与乡村之间建立共生的发展理念，依托在地资源，利用在场体验，重视具身学习，把教学与当地一方水土有机联系起来，激发乡村儿童学习主体性，拉近儿童学校学习与儿童生活经验的距离。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周晔建议，宏观方面，有关部门可以出台指导意见，将“在地化”纳入乡村学校发展评估维度；具体教学上，延展教育空间，让学生走进社区，走向田间地头；同时，开发融入乡土元素并且适合目标学生特征的乡土课程。

　　乡村学校要真正融入乡村，就要成为乡村生态链的重要环节。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小学校长于海龙说，“学校不是教育的孤岛，应该成为乡村发展的促进者”。

　　在分享学校的成功变革经验时，于海龙说：“在校园建设上，保留校舍山村特点，不搞大的投入；在老师招聘上，让乡村的手艺人、各行各业的能人成为教育合伙人，共同参与育人工作；在课程设计上，将乡村产业开发为课程，并通过课程成果，推动产业发展。”

　　如何做到融入，浙江省缙云县教育局原副局长吴丽明认为关键是要做好乡村小规模学校课程与生活的融合。“一方面，把有意义的课程通过有意思的生活呈现出来。比如缙云章村小学在‘设计心目中的校门’PBL项目化学习课程中，让孩子通过畅想校门、寻找校门、探寻门文化、设计校门等一系列学习活动，提升学习的兴趣，过有意思的校园生活。另一方面，生活即课程，把有意思的生活上升为有意义的课程。从日常生活入手，落实国家课程标准，让孩子生活学习更有意义。”吴丽明说。

　　强保障——村小怎样从“弱”到“强”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优化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家和各地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同时也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乡村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没有乡村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就不可能建成教育强国，也不可能实现乡村振兴。”在2024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认为，当前乡村教育发展仍是“短板”，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城乡教育差距，制定乡村小规模学校分类发展政策。

　　“不能拿一把尺子来量城市和乡村学校。”秦玉友认为，要推进区域学校评价、教学管理与教研制度改革，激发小规模学校发展活力。教育主管部门要改变过于注重绝对结果的评价制度，引进、建立或完善基于学生相对进步的增值评价制度，对乡村小规模学校管理者与教师的教育努力给予承认。

　　比如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镇、张家塞乡等地试点“区管校聘”改革，教师竞聘上岗，绩效工资分配优绩优酬，小规模学校有了人事权。年终绩效考核，城区学校、乡镇中心校、村小分层考核、分层评优。

　　“教师评价导向越来越好，办学经费充足，教师们教研教改的劲头更足了，学校教育质量自然越来越好。”资阳区七家村小学校长张乐平自豪地说，2022年，该校全科成绩在全区学业水平检测中名列前茅，超过大部分城区学校。

　　师资力量是提高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在秦玉友看来，提高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水平和胜任小规模学校教学的能力，必须充分考虑小规模学校的教学组织特点，从师资配置与专业发展制度上进行探索。

　　秦玉友说：“为了让乡村小规模学校吸引留住教师，相关部门除加大补助力度外，还要创新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制度，在地方师范高校中定向招收初中、高中优秀毕业生。”如湖南省通过四类计划，改进区域教师初次配置，吸引留住优质师资，改变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素质结构。

　　湖南省新田县把教学点教师纳入全县师资配置的大盘子里，按照1∶1.7的班师比配备，把公办教师优先派到教学点。同时，从2017年开始，为农村教学点储备教师。从2020年起，新田县每年在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计划中安排两名用于农村教学点，在教师招聘中，专门设置了农村教学点教师岗位。

　　针对一些乡村小规模学校紧缺学科（如音乐、美术、体育、英语、信息技术）教师，邹联克建议，要建立走教制度，支持以乡镇中心校为主、统筹乡镇紧缺学科教师资源，开展辐射区域内小规模学校的走教。在四川广元，为实现资源共享、抱团“联动”，组建了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横向联盟14个，同时，县域内的城镇优质学校也组成联盟，与乡村小规模学校在教师交流、学科建设、课题科研等方面互补互助、整合资源。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推进家校社合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乡村学校在这个问题上面临更多困难，如家长群体总体文化程度不高、隔代养育情况多、社会资源相对匮乏、家长和社区参与学校活动少等。面对上述困难，各地的乡村学校作出了有益探索。

　　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王村镇磨池小学的学生家长大多在本地就业打工，早出晚归是他们的日常。早上刚过7点，就会有学生陆陆续续来学习，而下午6点后，有些家长才来学校接学生。学校没有条件寄宿，学校教师也不住校园。这些需要晚接的孩子该如何安顿？学校于是向社区求助，社区建立起了“五点半”托管课堂。

　　“每天下午到了放学时间段，我们就去把孩子们接到这里来，通过开展文化学习、绘画、手工、种植和农耕文化体验等活动，让孩子们体验到童年的乐趣，同时也为很多家庭解决后顾之忧。”井研县王村镇磨池社区党支部书记薛敏介绍，社区整合“童伴之家”、农家书屋等优质资源，打造“五点半”托管课堂，现占地面积1570平方米，配备有文化学习室、心理健康辅导室、志愿者服务室、户外实践基地等。

　　对于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摆脱小而弱，走向小而优，秦玉友认为应该帮助学校构建“明方向、找资源、育能力、正反馈、促成功”的自信生成机制。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还有很多“功课”需要完成：根据小规模学校进行相关政策设计，以教育治理思维，整合小规模学校与其他部门，规范小规模学校学制；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标准；改进师资配置与发展制度；推进区域学校评价、教学管理与教研制度改革……

　　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吴丽明如此描绘未来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样态：“乡村学校应当有更多社会价值。乡村学校不仅是乡村孩子的学校，也是乡村的学校。在乡村振兴中，乡村学校应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聚地和传承中心。乡村教师应当更开放和被关注。小班小校对教师专业发展和专业能力的挑战前所未有。乡村教师一方面需要与城镇学校教师共同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需要走出课堂、学校，走进村庄中心引领乡村文明发展。”

　　【后记】

　　在乡村小规模学校采访时，记者发现，在教育强国的背景下，许多乡村教育者坚守着教育初心，找寻新的生长点：利用小班化优势，“像带研究生一样教学生”；利用在地资源，让课堂走进自然；“不搞高大上，但认真踏实肯定能出成绩”，仅靠一颗排球就带领学校走上“冠军之路”……多姿多彩的乡村学校新样态正蓬勃生发。

　　自信，是记者感受到的另一个共同点。“有一天乡村学校会成为稀缺资源”“乡村小学校也能有大能量”类似这样的话语，在采访中不断被校长和老师们提及。有坚守的初心，有开放的姿态，有迎接未来的信心，在教育强国的道路上，乡村教育的未来不会迷茫。